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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事干涉出奇一致的共识,真的不令人担忧吗?

原创2018-04-29 Vox 国际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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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当美国向叙利亚发射导弹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内明显松了一口气。许多观察人士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表明了美国仍有意愿动用武力,以向外国领导人传递信息并捍卫国际准则。

 

还有一部分人也表示欢迎,因为此举表明了特朗普是可以被说服以美国传统的标准来行事的,尽管他经常言过其实。同时,还有人兼持两种观点。而这恰恰说明,军事干预在美国外交政治思维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在对这次打击的支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联盟出现在公众视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发现自己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肖恩·汉尼提和CNN的安娜·纳瓦罗站在了同一边。这一点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包括了两党成员,其中许多人通常对特朗普和他的直觉感到震惊,还因为它把那些平时坚决捍卫国际法的人召集在了一起。

 

法律、政治和美国的例外主义共同推动了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干预,这种干预现在已经发展到将新保守派、自由派、共和党和民主党联合在一起的地步。它形成了一种驱动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公认常识。但这种“常识”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

 

对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来说,对利用武力来回应大规模杀戮的需求,超过了对违反《联合国宪章》战争规则的担忧(该规则禁止除安理会授权和个人或集体出于自卫以外而进行的战争,而本次打击中这两个例外都不适用)。


安妮·玛丽·斯劳特巧妙地概括了这种紧张关系,她说,美国的攻击“根据国际法是非法的”,同时美国也通过军事打击“做了正确的事”。斯劳特是一位外交政策专家,同时也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顾问,经常批评特朗普的政策。她把这种情况比作在一个更高的准则之下,公民某种违法行为被正当化甚至是被必须化。

 

自由派观点:我们应当尊重国际法律,除非它妨碍了更为崇高的目标的实现

斯劳特对公民违法的类比基于这样的认识: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法律,都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并建立不公正的权力结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违反法律而不是盲从法律,不论从道德上还是政治上来看都是正当的。如果关于主权的法律(各国控制其境内事务的原则以及不干涉行为)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的行径提供了庇护,那么违反法律而阻止他的做法是有因可原的。

 

自相矛盾的是,斯劳特和其他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认为这种破坏规则的行为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而不是其对立面。在他们看来,国际法律制度仍然是全球事务的核心,但是必须有一定例外的空间,以防法律有时并不能在政治问题上给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种对待国际法的态度可以说是特朗普式(Trumpian)的:它和特朗普以往的风格十分吻合——认为规则只适用于其他人。它建议,当面临你所要做的与规则发生冲突的情况时,就应当我行我素,并大胆宣称这属于特殊情况,因此你才能做那些规则所阻止的事。


 

从税收、合同、薪酬到人际关系,特朗普似乎都在奉行着这样的原则。

 

美国的军事干预也是如此——而且不仅只是在特朗普的任期内。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确实是非法的,但是,如果有正确的动机作后盾,军事打击就会成为例外,在一个奇怪却富有成效的灰色地带中进行,在那里,它们既蔑视又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你同时生活在法律之内和法律之上,规则必然会被打破。

 

新保守主义观点:国际法是无力的羊皮纸

不论是政党路线,还是对国际法的看法都不支持这个“干预联盟”。它使得斯劳特、约翰麦凯恩与特朗普和他标新立异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站在了同一阵营。外交政策的制定现在似乎有着更为激进的倾向。对这两个阵营来说,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这一事实似乎加强了其作为政治信息的效用——尽管方式略有不同。

 

这有助于博尔顿和特朗普表明,他们对国际法的限制并不关心,它还有助于斯劳特和麦凯恩证明,有时候在更高的原则下,无视这些限制才是合理的。

 

如果当重要的反补贴原则受到威胁时,违法是可以原谅的,那么谁来决定这些原则和利害关系?1945年,联合国安理会获得了这一权力,而且其只在很少的情况下运用这项权力,例如在1990年科威特一事上。今天,美国政府将此视为自己的特权,并要求自己有权决定规则的例外情况。


1991年,联合国授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用武力收复科威特。

 

从叙利亚事件中得到的教训是,忠实地遵守规则并不是外交政策的途径之一。国际法并不能作为外交政策的有力指导,遵守规则也无法保证好的机遇或好的结果,安妮·玛丽·斯劳特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这样,我们的注意力就可以从讨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转向评估军事行动的影响。我们应该问的是,外交政策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它会比另一种选择更好还是更坏,以及它的规模和它的对象是什么?令人振奋的是,华盛顿出现了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联盟”,它虽然古怪,但却已经开始提出并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特朗普与自由国际主义者的统一出乎意料,那么不妨考虑一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的组合。桑德斯在2016年竞选期间提出的外交政策愿景,在查尔斯·科赫基金会(Charles Koch Foundation)最近的外交政策活动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响。以这两个为来源的观点都集中在问题的诊断和补救方法上。

 

你能分辨下面哪个声明来自桑德斯,哪个来自科赫基金会吗?其中一个这样说道“……多年来在中东进行的考虑欠周、灾难性的军事行动,现在是采取新方针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放弃对单边军事行动和先发制人政策的支持,以使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警察。”另一个说道:“美国需要一个明智的外交政策。但近几十年来,我们的行动和决策未能使我们更加安全。华盛顿方面的讨论往往植根于过去的冲突,并且都是由内部人士提出,他们要求不断扩大军事预算,除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以外,他们很少支持其他选择。”


反干预的少数人:陌生的盟友

科赫和桑德斯对国内社会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持有相反的直觉,从不平等到税收到公司特权。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即军事化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根本的好处。军费开支是导致联邦赤字的主要因素,它将许多国内优先事项都挤出了预算清单。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都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够表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干预为美国人或其他任何人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平心而论,科赫将军事化程度较低的外交政策视为美国政府快速缩减开支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与他希望企业和私人机构取代国家权力的愿望是一致的。但这与桑德斯的社会民主观截然不同。然而,他们对军事干预投入回报比的共同怀疑,正如斯劳特-博尔顿联盟那样,有力地提醒了我们,在理解外交政策的不同时,分清左右派毫无意义。

 

美国的外交政策思维有时候看起来更像鹰派的思维。民主党倾向于温和,共和党倾向于鹰派,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不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是自由派和新保守派,他们都有鹰派的作风和思维。

 

要超越这种心态,首先必须客观地评估美国军事行动在国内外、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影响。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可能会发现,为捍卫国际准则而进行导弹袭击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们违反了国际法。而在于这种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人们反对美国的政策,而这种反对的声音和行动无疑会被用来作为对下一次军事打击的辩护。


【作者】Ian Hurd

【作者简介】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近来著有《在国际法下应当如何行事》



图片来源:Vox

编辑/程旭

翻译/李成

校对/陈鉴轩

排版/张一瑾

原文请戳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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